中部崛起谁才是龙头?

搜狐焦点菏泽站 2019-07-31 09:05: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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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最大的麻烦,是太依赖于富士康。 2018年,郑州市进出口总额615亿美元,位居中部六省第一位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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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最大的麻烦,是太依赖于富士康。

2018年,郑州市进出口总额615亿美元,位居中部六省第一位,在全国所有省会城市当中排名第四。其中富士康旗下企业出口318.3亿美元,占郑州市出口总额82.5%。

9年前富士康落地郑州后,带来了一大批相关或配套企业入驻,使得今天的郑州,聚集了华为、中兴、天宇、创维、oppo、酷派、魅族等上百家终端智能制造企业,电子信息产业就此成为郑州最大的经济支柱之一。有数据显示,全球每7部手机中就有1部来自郑州。

富士康是郑州电子信息产业的龙头,也是这一条生产链上最重要的一环。但富士康之于郑州,与阿里巴巴之于杭州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因为阿里巴巴不会离开杭州,富士康却可以离开郑州。

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,郭老板最看重的其实是低廉的制造成本,包括关税成本、劳动力成本、政府优惠政策等。哪里有洼地,郭老板就会到哪里去,跑得比谁都快。

郑州对于富士康只是一个生意场所。当年富士康从深圳搬过来的,现在也可以随时搬到中国以外的地方进行生产。

前阵子大国博弈硝烟四起的时候,郭老板就表示过,若苹果有需要转移供应链,富士康可以迅速行动。所以,富士康是否会跑路,取决于贸易、关税、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没有超过临界点。

郑州将龙头产业命系一家,这样做的风险是很高的。这一点,与台湾省何其相似。

二十年前,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,科技实力全面碾压大陆。如今能够吊打大陆的领域已所剩不多,集成电路是最为突出的一个,其在晶圆代工、封装测试实力不凡。

集成电路算是台湾最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了。这里有全球第一大芯片代工制造商台积电,有全球第一大电子代工制造商鸿海。然而,整个台湾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极为脆弱,因为单凭美国一家公司就能卡住命门——

一家台积电的营收,能占台湾制造业产值的20%(2016年数据);一家台积电的市值,能占台湾股票市场近20%的权重。而台积电最大客户是苹果,鸿海主要客户也是苹果。苹果销量一波动,整个台湾股市都要抖三抖。

作为一个典型的“浅碟子经济体”,台湾受制于有限的市场、资源、土地,很依赖于外部经济。一旦全球大环境下行,经济就容易遭受重创。

自2019年开始,郑州变得特别有底气,其GDP破万亿,人口破千万,让它激动地官宣:“请叫我特大城市”。

但是基于这样一种风险,郑州能够走多远?

这几年,郑州发展迅猛,很大一个原因是它搞起了房地产生意。

2016年至2018年,按照房地产开发投资/GDP去计算房地产依赖度,郑州每一年都名列前茅,排在全国第三~第五名,比所有的网红城市杭州、成都、合肥、武汉都要高。

河南作为农业大省,每年都有大量务工人员洗脚上田,来到省会郑州。城中村是他们最好的落脚城市,有时候一个村常住人口可以超过一个县城。

不过,“一天不挖沟,不叫郑州”。郑州在城建上大拆大建,全市一年可以拆掉100多个村,拆除建筑垃圾量1亿多吨,差不多可以填满一个阳澄湖。

仅仅用4年时间,郑州四环内大约175个城中村全部拆迁完毕。市区内几乎见不到一个城中村。那种包子铺热气腾腾、电线杆眼花缭乱的人间烟火气,彻底消失。

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隆声,几十万郑漂散落四方。以至于有人控诉说,在没有城中村的郑州,活的像条无家可归的狗。

在你黄局长看来,郑州的拆迁速度简直惊为天人!如果是在法制环境、契约精神良好的深圳,别说100多个了,一年能拆掉一个村都算是顶呱呱的政绩了。

这种秒杀所有珠三角城市的速度,依靠的是权力的绝对俯冲。只是自上而下地强势推动,难免会诞生一些“血与泪”的人间故事,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目前,郑州的城中村改造接近终章。由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模式,没办法继续高歌猛进了。

接下来,郑州的房地产文章,只能靠自然涌入的城镇化人口。这座魔幻现实主义城市的经济轴心,势必要逐渐回归到由原有的产业结构支撑。

02

在产业方面,郑州极难超越武汉。

说来也巧,两个城市的前两大支柱产业,都是汽车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。但不管是量还是质,郑州都比不上武汉。

武汉汽车装备制造业的龙头是东风汽车集团,该公司位列世界500强第82名。围绕着东风,武汉聚集了法、日、美、自主四大车系、五大整车企业。2018年武汉生产了170万辆汽车,占全国6%,其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达4000亿元。

郑州本土培育的汽车龙头是宇通集团,专业生产客车,其耕耘垂直的、非大众的领域,必然抵不过东风。郑州汽车业的重要成员还有郑州日产,但后者本身就是东风汽车的控股公司,追溯起来还是武汉给与的养分。

郑州的电子信息龙头是富士康,关键词为手机制造,“代工”色彩浓。武汉的电子信息产业,关键词为半导体,拥有长飞光纤、长江存储、华星光电等新兴高科技公司。

恒大研究院的任泽平指出,长江存储基本代表了国内存储芯片的最高水平;华星光电主攻中小尺寸显示屏,代表世界可量产显示技术最高水平;长飞光纤的光纤、光缆及光纤预制棒三大主营业务问鼎世界第一。

在大国博弈中,中国要想不被“卡脖子”,一定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,扶持新兴的前沿科技。武汉以“光谷”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,比之郑州更代表了科技的前进方向,必然会得到国家层面的更多关心,其产业发展就更有后劲,更有延伸空间。这一块内容,我接下来还会详说。

此外,武汉和郑州都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城市,两个地方的国有经济强弱,有国家布局、历史惯性和城市地位的因素影响,如果比拼这个有失公平,我们可以看一下市场自发成长的民营经济。

2017年,郑州民营企业前19强的营收共2171亿元,武汉为6321亿元。郑州仅为武汉的1/3。

当然,企业营收存在市场波动,双方所处行业的周期不同,规模也会时大时小。关键是郑州的产业结构、产业集群的层次,有没有比武汉好。如果产业前景可观,落后就只是暂时的、短期的,放长远来看完全有机会弯道超车。

遗憾的是,郑州在这方面的潜力不算特别大。

根据智谷趋势的统计,郑州前19强民营企业当中,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公司占了6个,换句话说,有三分之一是搞房地产生意的。食品相关行业占了4个,五分之一是卖农副食品的。

而武汉这边,关键词除了建筑业之外,还有医药业。武汉民营经济最强的板块,其实是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生物医药业。另外武汉还有金融、能源、电子公司进入榜单。比之郑州,武汉民营经济的头部阵营更有现代化色彩。

所以,郑州在民营经济上的差距,并不仅仅体现在“规模”上。

03

在你黄局长眼里,武汉这座城市极具特色,它是中国逐步走向后工业化时代的今天,最具有“东亚模式”气质的城市。

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。2018年,武汉市完成进出口总额 2146亿元,其中出口额为1272亿元,这个水平,跟广东一个四五线城市江门差不多(1123亿元)。

其实,武汉完全有条件做到沿海城市的水准。作为九省通衢,武汉遏住千里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,运输网络发达。而20世纪后半叶,集装箱引起了航运物流的标准化革命,使得工厂不必为了节省成本而集聚在沿海地区,内陆也得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会。

但是,郑州的出口依存度可以达到25%,排名全国第十六位,跟郑州的GDP排序几乎一样。而武汉的出口依存度却只有8.5%,远远落后于其他特大城市。从这个数据看,武汉是一座非常内向型的城市。

历史上的武汉,可不是这样。

自清末洋务运动以后,武汉的工商业不断繁荣。民国期间,武汉是中国第三大城市,被誉为“东方芝加哥”。

史料记载,作为中国5个通商口岸之一,汉口港的国内外出口船只一度接近万艘。其商贾云集,舳舻千里。

曾经的武汉,对外进出口贸易额长期位居全国第二。为什么今天的武汉,变得如此内向?

原因,就在于武汉经历过计划经济的洗礼之后,越来越习惯和受益于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,自上而下注入势能。

不管是上世纪的“中国钢城”,还是21世纪的 “中国车都”,武汉在中国工业版图上的重镇地位,背后都有行政力量的重要作用。

权力深刻塑造了武汉的城市性格,也定调了武汉的发展轨迹。

第一。在中部六大省会中,唯有武汉被赋予副省级城市地位,行政级别高,虹吸效应、黑洞效应也更强。

像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就是从宜昌搬过来的,东风从十堰搬来,中国三江航天集团从孝感搬来……

06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所所长秦尊文调查发现,湖北全省163家上市后备企业中,95%计划近年内将总部迁至武汉。无怪乎有人说,“穷全湖北之物力,成大武汉之威名”。

(武汉的省会城市首位度排名全国第四)

第二,它造就了武汉 “国强民弱”的经济结构。根据智谷趋势的统计,武汉前15强企业当中,国有企业占了80%。

两个因素注定了武汉只会走上内向型的发展道路。一则海外风险大,不愿意出去。国有资产本身是保守型的,极度追求稳定;二则国内有市场,不想出去。依靠国有经济的优势地位,日子过得还可以,在国内有人接盘,没有动力出海开疆辟土。你想一下,潮汕帮为什么能垄断东南亚多个国家的富豪榜?这个跟潮汕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,向内无开拓空间,只好向外扩张。

“东亚模式”托起了武汉,其实是有好有坏。

坏的地方是,经济活力有些僵化,比不上深圳、杭州。好的地方在于,追赶速度很快,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——

中国正在进一步对标国际通行规则,深化自贸区实验,降低市场准入门槛,取消诸多领域股权比例限制。贸易和投资更加自由化后,中国的本土产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。

举个例子,贸易摩擦打响之后,特斯拉“超级工厂”马上就被允许独资落地上海浦东,预计今年底投产Model 3。以后特斯拉的中低端产品不用交关税,就能直接在国内市场销售,它的到来对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是降维打击。

在这种情况,国家意志必然会出手,去扶持体制内的创新力量,它有这个路径依赖。而且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万能的,它也有失灵的时候,尤其是在投资大,回收慢、风险高的高精尖产业,民营资本并不愿意进入。如果没有国家意志的大力引导和扶持,几乎不存在弯道超车的先例。

纵观二战后的产业史,日本的存储器、韩国的液晶面板、中国台湾的芯片制造,之所以能够其打败先发国家挤占高科技领域,就是因为有行政力量的强力介入和干预。这种“东亚模式”,是后发国家/地区成功追赶世界最前沿水平的关键密码。

而武汉布局于光电子信息产业、汽车产业等行业的公司,恰好有很多都是国企。在“中国制造”崛起过程中肯定是最受益的。

尽管河南省不管是GDP,还是人口,都要强过湖北省。不过,郑州要追上武汉,极难极难。

因为武汉比郑州厉害的地方,不是同样的产业武汉更“大”,而是同样的产业武汉更“新”。

就像我上文说的,这种特性决定了武汉能拿到更多资源:来自国开行的长期低息贷款,国家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,各大部委的支持,中央的关照……

今天全球的技术更新速度,实在是太快了。新技术的出现,往往会对基于旧技术的产业形成毁灭性的颠覆。

《光变》一书提及,在CRT显像管技术时代,中国曾花了二十多年时间,通过购买技术转让、合资的方式,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的彩色电视工业,价值链95%在本土生成。2007年液晶显示器技术兴起后,中国彩色电视机工业被杀得片甲不留,八大彩管厂纷纷萎缩倒闭,价值链的80%又再度转移到国外,中国沦为加工厂,赚取微薄的加工费。

所以,只有布局下一代产业,城市才有未来。对武汉是这样,对中国也是这样。

在这场中部崛起的大戏中,长沙不是国家中心城市,得到的政策不如武汉;合肥的体量只有武汉一半,要填上这个沟壑还需要很长时间。太原、南昌就更不用说了。

至少未来十年内,武汉作为中部龙头的地位,不可动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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